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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话备忘录:一九九五

1999-07-21 来源:中华读书报 龚刚 我有话说

四年前。民航北京站。二楼候机大厅。不同肤色的人们熙来攘往。我和小俞置身其间,从清晨到傍晚、从兴奋到疲惫地守望,迎来了出发地各不相同的国外学者:特拉维夫、布达佩斯、里约热内卢、阿姆斯特丹、新德里、纽约、巴黎……他们都是即将于北京西郊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参与者。会议主题中的一个关键词是:“文化对话”,它与美国学者亨廷顿所倡言的“文化冲突”恰异其趣。我和小俞戏谓,以中国学生这一“文化身份”接待国外学者,已然构成了一个“文化对话”的生动“文本”。通过这一初步对话,我们骤然感到,世界变小了,对异文化的神秘感(如美洲文化)和对遥远国度的陌生感(如以色列),也都淡化了……

再回首时,四年光阴已在不经意间流逝。小俞已去了美国。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一月前挨了“误炸”。此刻,我坐在书桌前,一边抚摩着那次研讨会所留下的文化“印迹”:一本名为《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的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初版,乐黛云、张辉主编),一边揣摩着我们当时所接待的北约国家的学者们对“误炸”事件的看法,感触良多。

与当前充溢着敌意与硝烟味的国际政治氛围形成对比,论文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所“传递”出的,是人类必定能相互理解和相互沟通的文化信念。这一信念的表述以对文化交流理论中的两类神话的“解构”或“解魅”为其前提。这两类神话分别是“无法沟通”的神话与“他者的神话”。

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有一句名言:“绝对无法与他者沟通”。这一论断的依据据说是一部中国百科全书中的一个条目。这个条目将动物划分为:从属帝王的、防腐处理过的、养驯的、吃奶的猪、妖妇、极好的、走失的狗、疯狂的、无数的、用细驼毛笔画出的、刚打碎水壶的、远看似蝇的等十四类。诸如“动物”之类对西方人来说极为单一的范畴,跑到中国人手里竟然会变成这么多毫不相干的碎片,难怪福柯会由此生发“绝对无法与他者沟通”的悲观论调。但一位中国学者在他的论文中指出,福柯的这一悲观论调,只不过是一个有关文化交际的“神话”。之所以将它称为“神话”,主要是因为它不过是一种没有事实依据的“叙事”。据福柯自己介绍,他引为论据的中国百科全书“《中国善知大全》”中的那个条目,出自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的一篇文章。但据考证,所谓“《中国善知大全》”只不过是博氏的臆造,实际并不存在。这种将博学与想象相结合、真名和假名相混杂的著述特征,本是博氏这位素有“作家之作家”之美誉的虚构大师的惯技。

如果所谓的“《中国善知大全》”只不过是一种主观的臆造,那么,它就不可以被用作任何文化理论的有效前提。也就是说,福柯所构造的异文化之间“无法沟通”的神话应该被摒弃,因为它缺乏充足的经验证明,不属于“客观知识”的范畴。

本世纪初,德国著名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曾经把西方近代思想的发展轨迹概括地总结为“世界的解魅”(disenchantment of theworld)。这一概念代表着对不受意识形态限制也不受启示性的或公认的智慧限制的“客观知识”的追求。在社会科学中,它吁求我们不要假借现存权力结构的名义而去改写历史。这一要求是使思想活动从碍手碍脚的“外在压力”以及“神话”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基本步骤。无疑,揭破福柯“绝对无法与他者沟通”之悲观文化论调的非客观性基础,也可以从宽泛的意义上视为一次文化交流理论上的“解魅”行为。

在四年前的那次全球学者的文化对话以及作为其学术“备忘录”的《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一书中,类似的“解魅”行为相当普遍。其中,除了基于文化多元主义立场对“无法沟通”的神话予以“解魅”之外,文化交流理论中的另一类神话即“他者的神话”,更是屡屡成为学术“解魅”的对象。

那么,什么是“他者的神话”?

让我们先来看看一个名叫玛丽娅-安东尼塔的法国人关于“文革”的一段叙述:

“在中国大地上涌现出成百上千万积极分子:一股难以抗拒的洪流。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受到的教育是勇敢、英勇、忠诚、正直,具有牺牲精神、纯洁、谦逊、蔑视死亡,这便是哺育他们成长的乳汁。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美德。

就这样,文化大革命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了起来……调整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把它变成了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体系,这就使得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合为一体,组成了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完整的人。”

这种充满过分热情的赞美的“呓语”,构造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神话”,一个基于法国人视角的“他者神话”。同为法国人的让-马克·杜哈在题为《文化上的对话还是误解——对50到70年代法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几点探讨》一文中,对50到70年代法国文学中的这类几同呓语的“中国神话”进行了“解魅”。他指出,这类神话是那些对异域他乡充满幻想的人凭自己的意愿虚构出来的乌托邦,体现了文化上的“空想主义”。以玛丽娅-安东尼塔关于“文革”的叙述为例,她只是从“文化大革命”这一虚假的名称和手头掌握的仅有的一点来自中国的信息为出发点来想象中国社会,由此构造出了一个令亲历过“文革”的人哭笑不得的现代“神话”。

事实上,除了玛丽娅-安东尼塔构造的这类以美化他者为特征的现代神话而外,还有一类“他者神话”专以妖魔化他者为能事,如初露端倪于80年代末,甚嚣尘上于当前美国政坛的“中国威胁论”。这一关于他者的现代神话,利用夸大、虚构等种种主观化的手段,刻意将中国塑造成一个敌人,一个在经典神话故事中作为“英雄”对立面的“妖魔”。那么,如何将其“解魅”,办法说难不难,说易不易:客观的态度,加上一份理解他者的心愿。这就是四年前那次全球性文化对话留给今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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